深入了解传统文化

魏晋时期经学式微，玄学兴起。玄学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，玄学家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料，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汉代经学，实行颇为精巧的玄学唯心主义改造：在内容上以唯心本体论代替神学目的论，否定阴阳灾异之说和谶纬神学迷信；在形式上以高度抽象的义理思辨取代经学的繁琐考据和象数比附；在学风上以清新俊逸的论证代替经学的扼守旧章、拘泥文字，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人到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，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深化。玄学倡导者何晏、王弼，认为“无”是一种最高的哲学范畴，它既是万物的本体，也是最高的人格理想，强调“有生于无”，注重现实功利世界之外的精神人格的追求。同时的阮籍、嵇康也都以老子的“自然”反对儒家的“名教”，指斥虚伪的礼教，追求顺情适性的个体自由。西晋裴頠以“崇有论”反对玄学尚无薄有的思想，认为道是原始的“有”的总结，“有”为自生而非生于“无”，指出贵无贱有，必致“遗制”、“忘礼”而无以为政。郭象也反对造物主，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自生的；他推崇庄子的“无为”，主张任人自然发展，反对勉强地返于自然。

玄学大盛之际，外来的佛教也逐渐流行起来。佛教东传的过程中，虽然为人们辟出了又一精神解脱的新天地，但却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抵制和夷夏观念的排斥，并且还受到中国本土无神论思想的挑战。

东晋以来，孙盛、何承天就撰文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。齐梁之际，范缜作《无神论》，系统提出“形质神用”学说，指出形体是质即实体，精神是形体所具有的作用，形亡神灭，从根本上否认了神不灭论。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抗拒力前，佛教文化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，而最终与中国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化，形成了佛儒争胜、三教鼎立的形势。隋唐时佛教进入鼎盛阶段，天台宗、唯识宗、华严宗和禅宗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体系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之外另辟蹊径。作为特殊形态的宗教唯心主义，隋唐佛教虽亦以神学理论服务于封建特权统治，但它在玄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统一的基础上，进而启示了天国和尘世的统一，出世与人世的统一，并在本体论、认识论、发展观等方面对哲学思维的螺旋发展起了推动作用，对宋明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。隋唐时与佛教抗衡的主要为道教，但道教对于纯粹哲学理论，没有太大的贡献；儒家的势力相对衰微。中唐以后，韩愈批判佛老，以复兴儒学为己任，倡导仁义礼教，但他主要从政治理论方面立论，没有接触到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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